四月阳春，位于杭州西郊淳安县境内的千岛湖，碧水呈奇。因拥有1078座翠岛而得名的千岛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

但是，1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案，打破了千岛湖的宁静，也曾给两岸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94年3月31日，24位台湾旅客乘坐“海瑞号”游船在千岛湖观光时，与6名大陆船员及2名大陆导游共32人，在船舱内被烧死。

是“意外事故”？还是“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

惨剧突发，24位台湾游客千岛湖遇害

1994年4月1日下午，上海《文汇报》驻浙江记者万润龙正在家中写稿，电话铃声响起。他的一名学生在电话中说，千岛湖一艘游船起火，估计船上游人已全部遇难，省市领导和军警已赶赴现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万润龙回忆，他当时马上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性的事件，立刻请示报社领导，决定介入采访，探个究竟。

随后，万润龙分别给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等十多个单位的熟人打电话，回答都如出一辙：已接上级通知，不准接受记者采访。

经过多方出击，万润龙终于在一位通讯员那里，了解到事件的一些情况：4月1日凌晨，有人在千岛湖上发现一艘还在燃烧着的游船，报告公安部门后，游船被拖到岸边，经过搜寻，游船舱底发现若干具被烧焦的遗体。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万润龙在4月2日的《文汇报》上独家刊发了关于“千岛湖游船发生火灾”的消息。

按照国台办现任发言人、时任新华社记者范丽青等人后来的报道，惨案是这样发生的。

3月31日16时许，在千岛湖从事摩托艇营运的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携带猎枪、斧头等工具，乘摩托艇到湖中猴岛附近水域窥测目标，欲抢劫游船上游客钱物。

当“海瑞号”游船经过猴岛时，天色已暗，三人驾艇靠近船尾。余爱军和胡志瀚蒙面登上游船，诱逼24位台湾游客交出钱物后，将他们和船员赶入游船底舱。后来，吴黎宏也登上“海瑞号”，用铁丝把底舱门拧死。

他们在向底舱连开数枪、扔下炸药、浇上汽油后，带着所劫钱物驾艇逃离。

新闻封锁，一些境外媒体歪曲报道

4月3日晚上，万润龙乘出租车直奔千岛湖现场，抵达时已是4日凌晨。现场军警密布，任何无关的人禁止入内。在罹难者家属陆续赶赴现场后，当地政府除禁止媒体采访外，还密切监视台湾家属，严禁台湾旅行业代表到现场勘察及摄影拍照。

万润龙在得到了一位领导的帮助后，进入了停尸间等事故现场进行了采访。“但其实，我在现场就看到许多台湾媒体同行假扮遇难者家属。”万润龙回忆。

很快，一些台湾媒体报道称，“由于大陆对消息封锁，所以整个状况仍不明了”。还有台湾媒体称，船上遗体上半身炭化，下半身完好，存在疑点。一时间，海外谣言四起，甚至谣传该案“有大陆军警涉嫌作案”。

“千岛湖事件的第二天，我正好在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时任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回忆，到事发第三天，他再也坐不住了，想去现场。4月4日从上海赶到杭州，石齐平受到阻止，没法到达事发现场。

“那个时候，如果石齐平能到现场，出来说一句话，就不会造成台湾民众情绪这么大的反弹。”今年4月12日，时任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告诉本报记者。

当时参与处理的浙江省民政厅方副厅长曾向万润龙表示，由于我们没有全面及时地报道，境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媒体“先入为主”，连篇累牍地歪曲报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借题发挥，台湾当局挑拨两岸关系

在境外媒体“歪曲报道”的同时，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国务院领导对这起“火灾事故”的处理非常重视，责成浙江省政府认真处理好善后工作。

在《人民日报》1994年4月10日的报道中，国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称，3月31日浙江省千岛湖发生了游船火灾事故，国台办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事故原因，争取尽快查明后公布。

“台湾是个很浅碟子的社会，一发生点事，马上报纸、电视上都会有。在媒体开放方面，台湾与大陆理解不一样。”焦仁和说，台湾老百姓看到案情没有尽快公布，马上情绪就会很沸腾。

信息的不明朗，导致了岛内民意不满，台湾“立法院”的各党派“立法委员”，纷纷要求删除两岸交流的预算和中止两岸谈判，并要求宣布大陆是“高度危险旅游地区”。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某些人士蓄意发表攻击、污蔑祖国大陆，挑拨两岸人民感情，破坏两岸关系的言论。进而全面停止组团到大陆旅游，暂时冻结两岸文教交流和投资经贸活动。

对此，焦仁和认为，这里不能否认完全没有政治操作，当时民进党对两岸任何接触都反对，所以他们当然会借这个机会，来煽动、扩大事件。但是，“很客观，很冷静地说，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一看到电视上那些哭哭啼啼的场面，对于大陆的处理，不够透明，就会不信任，就会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有阴谋。”

内参推动，惨案17天后真相公开

变化，发生在4月17日。

惨案发生后第17天，浙江省公安机关宣布：千岛湖“海瑞号”游船失事，系一起“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3名涉案犯罪分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根据后来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千岛湖事件始末”一文可知，早在惨案发生的一开始，当地政府就了解到，这不是“火灾事故”，而是一起特大刑事案。

报道中称，4月2日，杭州公安局抽调14名法医，对所有遗体进行了认真检验：遇难者进入底舱前并未死亡，死亡系“窒息烧烤”所致；专家确认有“汽油助燃”；船舶专家“排除了因船和设备引起火灾”的可能；痕迹专家发现“出入底舱的铁梯缺失”，底舱口上方钢板有“猎枪散弹发出所致圆形状凹陷”；刑侦专家分析认为，船上人员极可能“受暴力胁迫进入底舱，而后被焚烧致死”；公安机关确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特大图财害命案”。

实际上，真相的公布和一篇内参有关系。

早在4月4日，万润龙从事故现场回到杭州，马上将新闻封锁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写成内参———《千岛湖“3·31事件”搞新闻封锁适得其反》。

内参详述了事件发生后浙江省所做的大量善后工作，但是，因为有关部门搞新闻封锁，而封锁的只是我们自己，却堵不住海外的声音，导致海外媒体发表了很多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主观报道，事件真实的情况无法通过正当的传媒渠道及时地昭告世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政治损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内参建议，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公布千岛湖惨案真相。

“这是当年惟一的全国好内参一等奖。”万润龙回忆，江泽民同志当时在内参上进行了批示。新闻封锁这才得以取消，事实真相终于得到披露。

当时一位参与处理事件的正厅级干部对新闻封锁评判说，世界上最糟糕的足球队员是将足球踢向自己的球门，让对方得分。

《人民日报》“千岛湖事件始末”一文中也坦承：在海峡两岸之间，由于长期隔阂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看待一些问题的观念和处理方式上存有差异，因观念和处理方式的不同，引起的误解也肯定会存在。

石齐平后来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有次谈话，说到发生这么大的刑事案件，新闻是不可以封闭的。大陆到破案了才公布详情，这对台湾人来讲，就会怀疑，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台湾著名学者潘家庆也认为，浙江省有关部门对该事件的不公开操作，理解为在未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公布案情不利于破获案件，与台湾媒体对刑案报道态度不同，正是两岸新闻观念的差距，导致了事态的扩大。

真相披露，海协会专家踏看案发现场

案件真相披露后，两岸人士共同努力来跨这道坎。

4月19日，浙江省检察机关批准依法逮捕抢劫纵火杀人的案犯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

大陆同意海基会去了事案发地，并允许台湾记者进入现场。焦仁和还记得，5月8日，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带领6位鉴识、刑侦专家和法医、律师以及7位罹难者家属抵达杭州。在此后4天时间里，海协会方面的专家详细介绍了事件发生、现场救援、案件侦破的全过程，回答了海基会专家提出的问题。海协会专家还陪同海基会一行前往千岛湖实地踏看了案发现场。

“有了这些动作，台湾的民众就逐渐放下了，人死不能复生。”焦仁和说。

5月16日，台湾旅行业者达成共识向各界宣布，取消对前往大陆旅游的抵制，由业者自行决定出团大陆。其他各项中断的交流，也陆续重开。

6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一审做出判决。

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分别被判处死刑。

“两办”发文，突发事件报道要争取时效

据万润龙回忆，“千岛湖事件”后，当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两办”这样的权威机关，就突发事件报道问题联合发出专门通知。通知指出：对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要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报道可能产生的影响。报道要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报道必须真实准确，争取时效，把握时机，注重效果。

传播学专家张君昌认为，这类天灾人祸和突发事件无须掩饰，及时准确报道，有效引导，反而有利于事件的处理。反之，结果是我们自身处境尴尬、被动无奈。

2007年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造成后果的，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新观察

让真相公开天塌不下来

秦关

一起谋财害命的普通刑事案件，经过17天才对外公布真相。期间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封锁消息、海外媒体炮制大量“推测性”新闻，使一件偶然的突发事件，变成一个影响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这是人们从千岛湖事件中获得的一个直观印象。

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政治谣言”或者“政治诽谤”的发生、发展与消弭，“千岛湖事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对于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这起刑事案件，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等破案后再公开真相，忽略了公众对及时信息的需求。当真相缺位的时候，谣言就会大行其道。

台湾岛内一些高官和政治人物，借题发挥，结果必然是，地方政府对这一悲剧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起到预期效果，而且适得其反地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客观上也为两岸关系和交流附上一道浓重的阴影。

信息即权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中国社会渐次走向开放。从信息公开的角度来说，这种开放通常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权力层面，即权力的运行必须透明；二是社会层面，在个人自由与契约精神的关照下，公民有权利获知真相，即所谓知情权。

而这种社会权利不应被权力以任何不正当的理由加以剥夺与减损。

显然，谣言四起的“耳语社会”里，人们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之所以成倍增长，被“夸大”，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信息封锁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远远大于其虚拟的积极意义。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政府的危机管理中。众所周知，信息越封闭，真相越少，发布越不及时，便越能给人以想象空间。当客观真实与想象真实展开较量，对于满天飞的各类消极或者使危机扩大化的信息，人们通常都会采取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在那些自认为通过信息封锁便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间接有益于政治与国家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事实上，这一思维近些年来仍没有完全根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天的非典事件，当真实的“谣言”满天飞舞的时候，一些官员却还在信誓旦旦地否认疫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在这一年之所以能够成功抗击非典，取决于政府与民众一起直面真相，同舟共济。这一胜利，是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胜利，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时常低估社会对危机的消化能力。

人类的所有探索，莫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所谓“人若能预知三日，将富可敌国”，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对于未来，人们无从把握，但是对于已然发生的事情，只要你不去刻意隐瞒它，总还是大有可为。稳定是重要的，然而历史证明，只有真相才能安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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