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中，贺龙总指挥身边有一位年仅20岁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日夜警卫着起义指挥部，保卫着贺龙、朱德、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起义将领的安全。他就是我们已故的父亲陈昌同志。

陈昌同志（1907.1-1960.1）四川仪陇人。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参加革命，任叶挺部补充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1927年底，在武昌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郑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从此，父亲把他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姐弟俩多次看过父亲的自传、《我的请求和志愿》、父亲与战友的通信等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后来看望许多伯伯、叔叔们时听到他们对父亲的高度评价，我们被父亲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所倾倒！特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华诞之际，缅怀无数为党、为革命贡献、牺牲的革命前辈的同时，也缅怀我们的父亲陈昌同志！

父亲1926年加入叶挺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带领贺龙手枪队保卫起义指挥部和起义将领；无论在梅县任赤卫队总队长、红军连长、政委、还是在李济深“反蒋联共人民政府”的“闽南讨进军第七支队”任上校副司令，每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父亲参加过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负伤两次。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抱着同仇敌忾的精神，就不怕死。战斗中不是我打死敌人，就是敌人打死我，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时，被炮弹炸死、被子弹打死、被刺刀戳死是最痛快的死。”我们为父亲是一名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而自豪。

父亲除了参加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外，在1929年秋他和汤昭武一起成功地筹划了四川“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武装后；又在河南确山县动员了白军新二十军邵子举部的安仰哉全营起义；1932年，成功地策动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参加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

开始谍报工作 屡建奇功

父亲加入中央特科，宣誓做无名英雄，在隐蔽战线中卓有成效的开展“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屡建奇功：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使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重创。父亲奉命加入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中央特科，并在党旗下宣誓做一名“无名英雄”，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重大转折。至此，开始了从事党的政治保卫工作至重庆解放之后保卫重庆的特工生涯。父亲在王世英、冯雪峰、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领导的单线领导下，他曾经先后在四川、上海、武汉、河南、福建、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以多种身份（国民党军官、政训员、参谋、副官、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试用副官、情报官、稽查大队长、青帮成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报社社长、教师、校长、老板、农场主等等）搜集、整编军政情报上达党中央。他根据上级的意图，独立开创、独立组织、独立承担完成各项任务。为党和军队获取大量的情报，对党和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值得点赞的有三点：

一、1933年-1934年，党中央派他做十九路军的工作，他历任福州公安局督察员、闽南讨进军第七支队上校副司令、江西德安第四专署保安司令部侦缉大队长。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军事计划》和《电码秘本》以及蒋介石与十九路军无线电《呼叫密件》，获取了蒋介石南昌行营通讯密码，还监听了蒋介石手下师级以上军官与蒋介石的通话；派项与年同志转送莫雄专员冒死获得的《铁桶计划》，使党中央完全掌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计划，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及时突围重围撤出江西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毛主席在长征途中，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做情报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就是对在隐蔽战线中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同志的最中肯的评价。

二、红军长征后，敌人的政治中心由南昌转移到重庆。1935年8月，父亲奉命打入重庆复兴社别动总队，获得大特务头子康泽同意创办《新四川通讯社》并任社长，陈养山任总编兼任重庆行营情报处义务情报员、陈克寒任编辑负责全部的文案。他借《新四川通讯社》搜集情报；掩护并协助抗日文化名人陶敬之、温嗣翔、侯野君等搞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搜集西南各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利用伪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行挑拨，使其自相残杀；另外，父亲还利用敌人的“红旗路线”（伪装抗日，打入我们内部进行破坏的路线），以《新四川通讯社》的名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重庆市各界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大会”“重庆各界人民援助绥远组成抗日后援会”等运动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常被选为常委；并组织两所大学、三四十所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与纠察队，进行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西安事变”声讨蒋介石的大游行中公开散发了10万份传单；此外还暗中掩护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还发现敌人用“质光灯”检查化学药水通讯的秘密，因而侦破了1934年我重庆地下组织30余人被逮捕的原因。上海党中央迅速通知各省中共地下组织，改变使用化学药水通讯方法，及时保护了我地下党的组织。

三、1938年，父亲遵董必武的指示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去。于是父亲通过关系获得蒋介石侍从室试用侍从副官的资格，受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期间，父亲获取了蒋介石侍从室至武汉大学珞珈山的警卫人员布置全图、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情况、蒋介石每日的出入时间、所乘汽车号码，蒋介石侍从室车辆号码以及与蒋介石接触的中外要员个人信息等情报。可惜他是四川人，蒋介石怕其系刘湘派遣未能转为正式的侍从副官。

陈昌（中）与重庆市公安局老战友合影留念，怀中的孩子为大女儿陈世英。（陈世英提供）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父亲本应该根据李克农同志“失去组织关系可以找党中央”的指示到北京报到。但是鉴于重庆是蒋介石的军政老巢的特殊政治情况，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失败绝不会善罢甘休，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颠覆人民政权，而镇反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的重中之重。因此，父亲毅然决定不到北京去，留在重庆继续他的政治保卫工作。父亲再次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了决定他个人荣辱的关键机会。他主动向入川部队首长刘明辉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经西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周兴部长决定派往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分配在一处三科带领“精字20号”小组作侦查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以“华川烟厂”“人民书店”“关庙茶社”老板及“立信会计学校”“崇德会计学校”政治教员身份为掩护，他带领“精字20号”小组，发现“特情”500余件，发展“社情”“特情”人员50余名。破获特大匪情《中中案件》（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颠覆新中国的反动武装组织《中国平民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1951年1月13日凌晨在重庆、江北、巴县、武胜、岳池等地一举抓获反动组织匪首邓锦环（反共地下军总指挥）及其匪特组长、反共救国军地下司令等176人，摧毁了他们藏匿的窝点，缴获了电台、金条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炸药等反共武装物资。在1951年5月3日公审大会上将匪首邓锦环等匪特26人全部枪毙。将重庆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复辟”的武装力量一网打尽。彻底地粉碎了蒋家王朝在重庆复辟的阴谋。为捍卫新中国又立下了一大功。

面对酷刑坚贞不屈

父亲于1931年在参加“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中央特科”，在党旗下郑重宣誓做“无名英雄”时，就做好了随时被逮捕和牺牲的思想准备。“如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不做叛变组织的事情，把个人的生命和一切都献给党！” 父亲在白区工作的二十余年中，曾四次被敌人逮捕，尤其是第四次被捕所受的酷刑更是骇人听闻，身遭“钉竹签”（将竹签钉入指甲缝里）、“踩杠子”（头脚捆住，将棍子插入腰部下面作为支点，匪徒使劲踩另一端）、“电刑”等酷刑，让他死去活来，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抱定牺牲的决心，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用伏契克同志的话鞭策自己：“脑筋不下命令，屁股是不会说话的。”一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抓不到他的把柄，恼羞成怒再次用“老虎凳”和“猴儿搬砖”（把人捆在凳子或柱子上，在脚下加砖头，痛得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等非人的酷刑逼供。在施刑中，他们还将被捕的同志押来看他受刑，并威胁他们说：“你们不老实交代，也照样给你们尝一尝它的滋味！”但是父亲抱定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牢记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打落牙齿也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和地址来。”将共产党人忠于革命忠于党、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的母亲何妨曾跟姐姐陈世英说过：“在解放前，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你爸爸怕我受不起酷刑而叛党。就跟我说：‘其实最怕的时候，就是敌人把刑具摆在你面前、威胁你的时候。还有就是见到别人受刑的惨状的时候，最容易叛变。这时候如果你想到，为革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就挺过去了。真正受刑时，确实是很痛，痛得要命，但第一次忍受过后，就痛得麻木了。这时候由疼痛而产生对敌人的仇恨，就使你越来越愤怒，他们越折磨你，你对他们的仇恨就越深，就不会害怕，心里只有恨只想报仇，就坚强了。人是受思想支配的，伏契克说：‘脑筋不命令，屁股不会说话。’只要头脑里有党，准备为党牺牲就一定不会叛党。”父亲就是以他的亲身体验，对我们的母亲进行教育。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他对党的赤诚。威武不能屈，正是父亲在敌人面前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