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越作战，解放军开展了战场心理战攻势。越军经过抗法、抗美战争的长期锻炼，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作战经验较丰富，单兵战斗力较强，加之师承解放军，同样重视对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气节教育。其上下普遍认为：“进攻柬埔寨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当俘虏为军人之耻；中国奉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以大欺小侵略越南，自己是为祖国的生存而战”。因此，对越军军开展心理战攻势的难度，是解放军当时历史上难度最大的一次。

我军使用“水漂”的方式向越南境内传递宣传品

在实战中吸取教训并摸索规律

越军一开始相当顽固，单凭战场喊话等心战手段难以奏效。1979年2月25日我步兵X团7连在攻打某高地时，在已发现敌隐藏地的前提下，没有开火，并用越语喊“缴枪不杀”，话音未落，敌投出一颗手榴弹将我喊话人员炸成重伤；同年2月27日上午，我步兵X团5连在占领柑塘矿区398高地后，在没有对敌实施打击和包围的情况下，连续对敌喊话40分钟没有动静，便误判敌人尚在犹豫，随即派出2排前往距敌仅80米的开阔地继续喊话，敌方突然开火，解放军当场阵亡4人、伤3人，而当我增援部队赶到后，越军早已撤走。

血的教训一再证明，不以强大的军事打击为前提，不给越军以致命打击的情况下，单靠战场喊话，最终只会越喊敌人越打，甚至利用解放军喊话的机会制造假象、诱我上当。越军虽然顽固，但并不是铁板一块、毫无弱点。首先从越南抗法战争算起，几十年战火未停，长期处于战时经济状态，各行各业严重缺乏休养生息，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奇差，人心思安、普遍厌战。这些消极因素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越军。

其次当时的越南当局痴迷于“印支联邦”的黄粱美梦，为了一己之私甘当苏联在东南亚的马前卒，穷兵黩武。在与中国交恶的同时又背上了“入侵柬埔寨”的沉重负担，既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又在国际社会遭到普遍谴责。

最重要的一点是，越军与我作战是以弱击强，双方军队总体实力相差甚远，综合国力更是远不在一个数量极上，战场主动权牢固掌握在解放军手里。加之其最大的靠山苏联也逐渐自顾不暇，越军之败早成定数。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上级要求我前线军、警、民联合起来，利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加强对越心战攻势，瓦解敌军。

我军组织越军俘虏游览石林景区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心战力度

1979—1989年的10年间，解放军共开展大规模对越心战攻势20次、局部心战攻势6次，对越广播53700多小时，并通过各种方式向越南境内发放传单2767万份、实物宣传品79万包。既突破了越军对边境的封锁，又揭示了中越关系恶化的真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中云南前线共配备5台流动广播车、1个大功率广播站及9个广播点，边境还有6个广播站，除用越语广播外，还同时以苗、瑶、壮、哈尼语广播。解放军设备总功率20000瓦以上，为越军对我广播设备功率的3倍以上，可覆盖越南境内纵深15公里并能完全压制越军对我的广播。

广播从中越交恶的真相谈起，历数我国为维护中越友谊所做的努力，指出中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完全是越南当局一意孤行、侵柬反华造成的。解放军的行动，完全是为了维护边境安宁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之举。

另针对越军民族自尊心普遍较强的特点，解放军在广播中避免出现诸如“号召越军反抗现政权、反复强调越南忘恩负义”等过激言论。对新换防前来的越军劝他们珍惜生命、多加保重，而对撤离前线的越军则祝其一路平安、永离险境。为避免单纯的政治说教还增加了中国新貌、天气预报、农业知识、节日问候、流行歌曲等越军官兵喜闻乐见的内容。

越军在我军播放音乐时跳舞

很多越军官兵对我广播节目非常喜欢。1989年春节，当解放军播放音乐时，B23阵地上的越军一个班全部走出战壕，随着音乐跳起舞来。我B30阵地原本距越军B23阵地极近，且三面受敌，补给线完全暴露在越军枪口下。但每次我补给分队经过时却从未受到越军的攻击，越军有时还向解放军打手势要烟、要食品。

解放军还同时应用空飘、水飘、陆送、宣传弹等心战手段，将各种实物宣传品及传单送到越军官兵及边民手中。由于越军生活水平极低，很多新兵连胶鞋都没有，因而对我赠送的手电、电池、香烟、胶鞋、罐头、背心等物品十分喜爱。虽然越军上级三令五申不许拣拾中国的“心战品”，甚至编造出“中国食品下过毒”的谣言，但饥饿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们还是纷纷私藏解放军赠送的礼物。

据不完全统计，越军一线部队的某些单位80%以上的官兵都吃过用过解放军赠送的礼物。特别是1986年7月，老山战区遭受水灾，几尽断粮的越军冒死爬出阵地暴露在解放军的火力下，仅仅是为了挖食野菜充饥。解放军广播及时对此事进行宣传并向越军抛投干粮和罐头，有些越军更是主动前来索要。

斗志涣散的结果是一些越军在对我炮击前投石向我告警，对我防区变化情况故意不向上级报告，奉命偷袭解放军阵地的官兵还没到出击地域就故意鸣枪或乱扔手榴弹提前暴露位置。更严重的是逃兵与日俱增，1984年7月12日，越军组织一个加强师向我老山地区全面反扑，被解放军击败后，在我前沿阵地前遗尸千余具。解放军抓住此事，通过宣传弹和广播的方式，通知越军第2军区指挥部派人前来收尸。通告发出后，在越军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仅老山前线正面的越军314师，几天之内就出现逃兵数百人。

自1979年以来，先后有越军官兵24人向解放军投诚，如1980年10月3日，越军某部9连士兵XXX在打死越军1名排长、4名士兵后携枪投我；1982年9月22日，越军819团某连上士XXX从河口入境投我；1983年8月23日，越南苗王县8营1连上士副排长XXX打死排长后，携枪越境投我等。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越南当局的极大恐慌，纷纷哀叹我心战攻势“比枪炮的威力还大，不仅破坏了政治、思想和经济，还破坏了人和组织，人心变了，不辨敌我”。1989年越南副外长丁儒廉来北京就中越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时，向解放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敌对宣传”，由此可见一斑。

促进边贸、广交朋友以获取对方情报

中越关系破裂之前，越南的日常消费品绝大多数依靠我国提供，边境线上也形成了很多自发的边贸市场以互通有无，但后因两国关系恶化而中断。为通过边贸争取越南人心，中方相继开放了6个边贸市场，对越南边民及部分越军官兵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无视当局的禁令，到我边贸市场购买或交换生活必需品，有的无钱又无货可供交换，则直接向我索要。中方边贸市场货物充足、市场繁荣，成为对越心战宣传的窗口。

截止1989年底，越军先后有2250余人次参加过边境贸易，越方的党政干部更是不在少数。中方通过边贸的方式，既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又反衬出了越南当局的经济困境，从而降低了越南军民的敌对心理，激起他们对现政权的不满。为对抗中方的“边贸战”，越南当局一方面污蔑我边贸市场是“射向越南的毒箭，是造成群众对现实不满、离间军民关系的魔鬼市场”，另一方面效仿中国于1987年在我麻栗坡县正面的越南境内也开办了3个边贸市场。但终因缺少货物、毫无人气而被迫关闭，徒增笑料

同期中方持续开展对越军的调研工作，走访了数以千计的越南归侨和难民，特别是原越军官兵，从中了解越军的相关情况，获取有价值的情报。1979年大规模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解放军通过审问俘虏及研判缴获的越军文件，基本上弄清了越军316A师、345师和黄连山省军事指挥部等当面部分越军的部署情况。

在随后的两山轮战期间，解放军更是主动出击，通过“广交朋友”等方式，从越南内部搜集情报，越军的主要动向及越南对外政策的明显变化解放军往往都能提前获知。同时也十分重视从公开渠道获取相关信息，越南公开发行的《人民报》、《人民军队报》、《全民国防杂志》、《共产党杂志》、《青年杂志》等报刊，解放军研究机构常年订阅。越南的广播、电视，解放军也都有专人负责收听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