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石英财经网4月21日报道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似乎天生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年轻时，作为强悍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的第二个儿子，巴沙尔非常害羞。大学时的朋友艾曼·阿卜杜勒·努尔说：“他在与人谈话时不敢看对方的眼睛，说话时会用双手捂住嘴，声音也很低沉。”事实上，巴沙尔常常躲避大一点的聚会，驼着背，希望自己高高的骨架不那么显眼。努尔回忆说：“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公民；你猜不到他是总统的儿子，除非你私下里了解他。”

巴沙尔身上充满矛盾

当巴沙尔的哥哥、浮夸的巴塞尔迅速在军队里升迁时，巴沙尔选择钻研眼科，担任军医这种更低调的职位。努尔说：“军医不被看做是真正的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战士，世界上没有哪支部队的将军是军医。”

不过，1993年巴塞尔死于车祸后，巴沙尔相对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车祸发生时，在伦敦学习的巴沙尔被召回叙利亚，他的父亲称他为叙利亚人民的新希望。7年后，父亲去世，他接任总统。

报道称，2013年，这位爱好菲尔·柯林斯的眼科医生屠杀了大约1400人，联合国称这是“自1988年萨达姆·侯赛因以来最重要的一起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今年的4月4日，巴沙尔对自己人再次使用化学武器。

人权观察组织恐怖主义项目主任、对巴沙尔政权有过11年研究的纳迪姆·霍里说：“在巴沙尔身上，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双重性格。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家伙，常常接受媒体采访，桌上总是摆着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说话时非常冷静。他与萨达姆、卡扎菲那样高举步枪的阿拉伯独裁者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当你看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它的行为又非常像一个典型的、残酷的阿拉伯独裁统治——大规模酷刑，大规模杀害平民，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轰炸。”

世界对巴沙尔的野蛮行为感到恐惧。虽然他的残酷在这个地区并不鲜见，但他的转变更令人困惑。是什么把这样一个温文尔雅、承诺改革其父的独裁统治的男子改变成为一个对权力如此孤注一掷的暴君，最终用毒气毒杀自己的人民呢？

向10位不同的叙利亚问题专家抛出这个问题，你会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没有人真的知道巴沙尔是否真的关心他最初倡导的改革主义思想，但至少一开始他是倾向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欲望一次次被两个因素所践踏：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以及塑造他的本能。

得克萨斯州三一大学历史学教授、写过两本关于巴沙尔的书的戴维·莱施说：“他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孩子，阿以冲突中阿拉伯国家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是他父亲的孩子。这些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图为阿萨德家族合影。中间落座的是老阿萨德和妻子安妮萨赫。背后从左到右依次是：迈哈尔、巴沙尔、巴西勒（1994年死于车祸）、马加德（2009年死于一种慢性病）、布什拉。 老阿萨德一共有4个儿子1个女儿。

真心改革还是障眼法

在经历了哈菲兹·阿萨德29年的统治后，西装革履的巴沙尔·阿萨德和作为投资银行家的英国妻子似乎给叙利亚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2000年7月的就职演说呼吁要“民主”“透明度”和“建设性批评”——甚至暗含着对他父亲的批评。莱施说：“这个演讲给人带来很大的希望。”

就职典礼后有过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被称为“大马士革春天”。一些反对党被允许组建，新闻界有了点自由，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叙利亚首都成立沙龙，出版政治小册子和改革请愿书。

但开放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兼“叙利亚评论”博客的作者乔舒亚·兰迪斯说：“当然，只过了几个星期，人民便要求政权的更迭，因为这个政权太腐败了。它烂透了，所以任何一种批评都会要求政权的更迭。”几个月后，巴沙尔警告说，批评政府的民间社团有意或无意地帮助“国家的敌人”，因此要被“处理”。几个月后，10名反对派领导人被监禁。

即使现在，分析师对巴沙尔是否真的希望“大马士革春天”持续下去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像莱施这样的鸽派认为他温和的渐进主义理想被他父亲政府的强硬派所挫败。另外有很多人认为，一开始的那些说法只是为了吸引国际投资到叙利亚。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安德鲁·泰布勒说：“这是一种使政府正常化的公关活动。”

人权活动家、华盛顿特区阿拉伯人权学会的研究员拉德万·齐亚德说：“大马士革春天只是一种力图使政权获得合法性的粉饰做法。巴沙尔实际上做到了，因为许多国际领导人一开始是称赞他的。”

齐亚德有理由对巴沙尔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是巴沙尔在2001年打击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之一。从不相信巴沙尔改革承诺的齐亚德在黎巴嫩报纸上以化名发表文章批评他。他说，当镇压开始时，政府把他的护照拿走，对他的文章进行审查，并让安全部门跟踪了他近一年。最终，2007年，他以为父亲购买药物为名逃到了美国。

即便政治改革是假的，但巴沙尔似乎的确致力于经济的自由化。他的父亲是通过“专制交易”来巩固权力的。叙利亚政权为农村的劳动阶级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而作为交换，后者效忠于这个政权。然而，在哈菲兹统治的29年里，该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随着世界走向全球化，叙利亚迫切需要开放经济，让非石油部门有所发展。

尽管遭到安全部门的抵制，担心开放会导致反对意见的出现，但巴沙尔确实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银行私有化、互联网的引入、外商投资更便利。然而，巴沙尔的大学朋友、曾在世纪初自愿担任政府顾问的阿卜杜勒·努尔说，这种改革的动机绝不是利他的。他说，实际上，改革经济、帮助普通的叙利亚人绝非巴沙尔的首要任务。最重要的是让他的朋友特别是他的家人中饱私囊。

阿卜杜勒·努尔说，2003年叙利亚议会通过一项改革法案后，他的这个别有用心的动机终于显现了。巴沙尔的叔叔说服他不要签署这项法案，除非法案加上六七个让他表弟的业务受益的条款。

那是最后一次阿卜杜勒·诺尔与他的大学朋友说话。他说：“我意识到，我不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我正在为一个家族企业工作。我发现所有关于改革的说法都是假的。这是胡说和宣传。所以我决定告诉叙利亚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就能自己来推动改革。”阿卜杜勒·努尔不再担任巴沙尔的顾问，并在洛杉矶设立了反对派新闻网站All4Syria。

巴沙尔的裙带主义最终失败，因为它破坏了帮助他父亲掌权的“专制交易”。兰迪斯说：“阶级的差距突然拉大，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因为精英们会变得难以置信的富有。”这种阶级分化为叙利亚2011年的革命奠定基础。这一事件也使巴沙尔转变成为一个冷血的杀人犯。

巴沙尔也知道，哪怕是有限的变革也会让反对派变得大胆。例如，把互联网带到叙利亚后，像他父亲时的监视就不可能维持了。当监听意味着窃听电话和阅读邮件时，安全问题不能轻松应对，他们无法监听巨大的互联网。网络还让人们获得信息并进行辩论。这两个因素导致了2011年的起义。

性格转变有迹可循

他放弃改革与他个性的转变不谋而合。莱施指出，这种行为是叙利亚领导人几十年来的一种标志。他说：“50年代以来，叙利亚领导人因为频繁的政变和反政变而变得非常偏执。因为有足够多的帝国主义阴谋，所以他们认为一切反对派都是阴谋。”

莱施说，他在2007年巴沙尔连任后不久与巴沙尔谈过一次，第一次看到这一点。作为全民投票中的唯一候选人，巴沙尔以97.6%的得票率赢得了胜利。莱施在2004年和2005年写了一本关于巴沙尔的书，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采访总统，他说这是一个“懂得自嘲、不做作、谦虚的人”。

但是，当莱施问他如何看待使他重新掌权的假投票时，他对此表示惊讶。“我真的以为他会说，‘你是知道的，这不是真正的选举’。但是他坐下来说：‘人民爱我，这表明他们真的爱我。’我记得在那一刻，我在想，他品尝了权力的滋味，他将永远做总统。”

巴沙尔的偏执狂也明显更加厉害。阿卜杜勒·努尔说：“他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认为如果你不站在我这边，就是和我作对，应该被杀死。”巴沙尔的恐惧因为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的“促进民主”和“政权更迭”的言论而加剧。整个地区的独裁者害怕外敌。

巴沙尔关于英美入侵的强硬谈话进一步影响了他与美国的关系。布什总统在2002年扩大了“邪恶轴心”的范围，还包括了叙利亚、古巴和利比亚。之后又出现了更直接的进攻：2003年12月，布什以叙利亚占领黎巴嫩长达几十年和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而对叙利亚进行制裁。

巴沙尔最初拒绝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在被指控谋杀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之后，他屈服于国际压力，从黎巴嫩撤军。齐亚德说，投降刺痛了巴沙尔，“增加了（巴沙尔的）不安全感，认为自己无法处理这些地区或国际危机。”

等到记者里斯·埃尔利赫2006年采访巴沙尔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独裁者，痴迷于人民爱他、不需要改革的假象。导致2011年内战的势力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巴沙尔呢，他拒绝解决诸如自由选举或反对党等明摆着的问题，还包括叙利亚是否应该给予数十万库尔德族人公民身份，如何应对国内的不平等。

埃尔利赫说：“他基本上把所有这些东西看做是要么无足挂齿，要么是西方的阴谋。”

偏执也成为这些采访的一大特点。一看到埃尔利赫的无线电麦克风，巴沙尔就开始发抖，因为麦克风太像一把枪了。埃尔利赫说：“安全人员检查过，所以他们知道这不是武器。但他很紧张，当我说话时，我会把麦克风对准我的嘴巴，然后当我把麦克风转过来时，他会突然跳起来。”

然而，在公共场合，巴沙尔是目中无人的。2010年，尽管他答应协助管束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但美国收到了明确的情报显示，巴沙尔政府提供了飞毛腿导弹。当时约翰·克里（后来的美国国务卿，当时是资深参议员）把这个发现拿给巴沙尔看时，叙利亚总统无动于衷。泰布勒说：“起初，巴沙尔否认这是飞毛腿导弹，然后他说，不，这些是以色列拍的假电影。”

挑战来临变得更残酷

伊拉克战争的另一个影响是派系越来越多，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在整个地区的蔓延。泰布勒说，巴沙尔“允许圣战主义者通过大马士革机场进入伊拉克与美军作战”。

但是和他的经济政策一样，这个决定最终也伤害到了他。伊拉克战争末期，他放进来的大批激进的逊尼派住在了叙利亚最贫穷的东部地区。他们最终成为“伊斯兰国”的雇佣兵。同时，巴沙尔的权力也依赖于基督徒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还有逊尼派城市精英。作为少数阿拉维派的成员，在一个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巴沙尔的干预是在玩火自焚。

2011年的革命使巴沙尔的心理和政治走向衰落。当抗议者走上街头时，他们首先没有呼吁政权更迭，而是进行政治改革，但他的反应是很有说服力的。

兰迪斯说，巴沙尔“将他的对手妖魔化，说沙特恐怖主义分子把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带进了叙利亚”。他的意思是这些人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外国谋求颠覆泛阿拉伯世俗主义最后堡垒的外国势力。兰迪斯说：“他开始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存亡的斗争，反对他的这些人是外国恐怖分子。西方认为他是在杀自己的同胞，不幸的是他不这样看。”

莱施说，一旦你信了这个谎言，消灭这种威胁就可以成为动用可怕手段的理由。莱施说，巴沙尔的军队“没有办法从反对派手中夺回每个城镇，所以他们需要采用不对称的方法（如化学武器）来毁灭他们。”

另一个观点是——像齐亚德和阿卜杜勒·努尔这样的异见分子认为——巴沙尔没有把反对派“异化”，并以此作为屠杀他们的理由。相反，他信仰的是中世纪西方君主的“王的神权”。齐亚德说：“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一直相信他有权对自己的人做任何事情。杀死他们，折磨他们，消灭他们。‘他们是我的人，这是我的权力’。”巴沙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惩罚儿子的父亲。“当儿子犯错误时，父亲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不明白这是叙利亚人和民选官员之间的社会契约。”

阿卜杜勒·诺尔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他是神的代表；反对他的人是在犯罪。”

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怪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巴沙尔来说，暴虐的种子很可能早就种下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一旦时机成熟便开始出现。也许他只是屈服于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把把握大权作为主要目标的体系。当然，2011年之后，没有回头的路了。

正如霍里指出的那样，当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时，领导者的真实面孔就会暴露。他说：“卡扎菲开始时并不是个疯子。但最后他成了疯子。真正的考验是当你的权威受到挑战时。巴沙尔的权威在2011年之前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当挑战来临的时候，巴沙尔变得“比萨达姆或卡扎菲更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