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令计划庭审。

貌似低调、勤奋，实则野心勃勃、胆大妄为，一路升迁，困兽犹斗，仍难逃黯然陨落的结局。

自2014年冬至当日落马，经历漫长18个月之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令计划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滥用职权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央视《新闻联播》镜头显示，被告席上的令计划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脸上不再带有身居高位时那事务性的微笑。当法官询问他是否听清了判决时，令计划平静回答：“听清了”，对此结果似乎早有预料。他盯着手上事先拟好的稿子，徐徐念出自己的最后陈述：“我接受全部指控，服从判决，对刚才审判长宣读的法院判决结果，我不上诉。”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发言。

令计划这一结局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早在一年半前被中纪委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时，这位昔日的“中南海大管家”便已成困兽。不过，坊间对他仕途将尽的猜测开始得更早：2012年9月令计划调任统战部部长，这一不太符合中共人事规则的调动预示着，曾经显赫一时的山西令狐家族，大厦将倾。但更大胆的猜测则是，早在2012年3月，北京四环路保福寺桥下的那场车祸发生时，令计划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但他的陨落过程如此漫长，以至于在他故乡山西平陆县，令计划的堂兄令狐周雅还相信：“当时他儿子出事后，他如果能够辞官回家，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事。”

　　看似低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令计划是一位看似低调的高官。

虽然早已平步青云，但他在媒体上的露面并不多。曾有本港媒体用“位高权重，不为人知”形容这位紧邻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官员。

令计划的“闷声”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6月。彼时，正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出访，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令计划前往送行，这才使他见诸于报端。随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欧亚五国，他又相随左右。2004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令计划与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等6人，被推选为大会副秘书长，他才进一步走入公众视野。

2007年，令计划入选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同年，令计划升任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即便已经接近权力中心，令计划在媒体上的曝光依旧非常有限，这与他一贯低调的处世方法有关。在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程中，往往最为忙碌的令计划，刻意在媒体面前保持低调。当媒体记者采访领导人时，他通常选择远远避开。以至于有记者反映，在网上和公开渠道中，竟难以找到他一张像样的生活照片。

作为最高领导人身边一度的要人，令计划心思缜密细腻，公开场合尽量表现得没有一丝架子，对待记者和颜悦色，不失礼貌。在传媒面前，令计划总试图展现出一副谦谦君子模样。据《侨报》报道，令计划每次遇到记者时都会说一句“辛苦了”。同时，他经常提醒记者的一句话是：“不要宣传我”。

不过，聚光灯之外的令计划，对待媒体则是另一副态度。知情人士透露，令计划对待媒体实际上非常霸道，几乎所有涉及其分管范畴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报道令都要审稿，而且经常压稿，不回复也无任何解释。

低调，不仅是令计划自我营造的表象，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这也是他对家人的要求。据《纽约时报》报道，“令计划曾告诉其家人，不要毁了自己的前程。”

但他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随着2012年3月18日凌晨，北京保福寺桥下的一声巨响，令计划终于无法再低调。其子令谷驾驶法拉利跑车高速撞上桥壁的那一刻起，令计划全家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海内外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年7月，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突然被中央决定“另有任用”。随后不久，有权威消息显示，栗战书已经赴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在令计划还是中办主任的情况下，突然从京外调来一个“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这被视为令计划失势的第一个信号。 两个月后，令计划黯然离开中央办公厅，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此时，关于他将落马的消息开始在坊间流传。

进入2013年之后，令计划的老家山西，发生了一连串官场地震。据中共山西省纪委、省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山西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

2014年，山西省的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多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2月27日，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4月12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2010年调任中央之前，申维辰一直在山西任职，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还曾担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

6月19日，中纪委官网在两分钟内连续播报：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65天之后，依旧是山西，又有两名省部级官员同日落马，分别是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和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

2014年8月29日，中纪委在一天之内第三次通报山西两名副部级干部被调查，包括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两人涉嫌严重违纪。

如果算上申维辰，半年之内，山西共有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涉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这8人中，除了金道铭外，其余7人均是山西籍官员。山西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省部级官员被查人数最多的省份。

至此，2011年选举产生的山西省第十届常委中的13人，已有4人落马，接近三成。加上在2013年1月被增补入常委名单的白云，落马常委达到5人。

被查官员之中最引外界关注的，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23岁就离开山西、进入共青团中央的弟弟令计划不同，令政策的仕途从未离开过山西。

令计划的堂侄令狐庆国称，令家兄弟中只有令政策偶尔会在清明节回老家祭祖，但是在村里也不做停留。据其所述，令政策“不给洪阳村办事、性格耿直。老实。”“洪阳人就没有沾上这个便宜。”

“政策这样谨慎的人（按理）不可能犯错误，计划也不可能。”令政策落马之后，令狐庆国感到很难接受。

令政策落马次日，新华社“中国网事”即发表题为《朝里有人也不灵》的评论，强调“有的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结成家族贪腐，互相庇护，但现在朝中有人也不灵了。”矛头直指其在中央担任统战部部长的弟弟令计划。而这一天，令计划还出席了在京召开的“党外人士专题调研座谈会”，镜头中的他面无表情。

　　勤奋精明的医生之子

山西，春秋时为晋国。《国语》中曾记载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则故事——晋国权相赵文子问为国君诊病的医和：“医生也能医治国家吗？”医和答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山西令狐氏的历史，和这则故事一样久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令计划家族所属的平陆令狐氏，便是这一古老姓氏的一支。除了令计划一族外，在2014年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央首轮巡视中，担任第10巡视组组长的令狐安，也是平陆令狐氏的后人。不过，据令狐安自述，他和令计划家族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曾有人以为他是令计划的亲戚，“想找我弄个县长当”。

令氏兄弟来自平陆县洪阳村的一个医生世家。尽管令狐家谱记录了令狐姓2600年的历史，但洪阳村对令计划家的记忆，却只能往上追溯两代。后人整理的村史中记载，令计划的祖父令狐益三好善行医，十余年如一日为乡人诊病，不图一文钱，常常连病人家饭都不吃。尽心诊毕，开方而去。大小贫富，一视同仁。故乡人赠他牌匾一面，上书“求精义重”四字，以彰其德。

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自小随令狐益三学习医术，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却没有继承他的技艺，而是选择远赴西安学习西医。学成归来之后，令狐野在当地开药铺，设门诊，并仿西医增加挂号流程。这一创新并未得到乡人的认可，不久之后，药铺倒闭。令狐野又前往平陆茅津、芮城等地再次尝试，依旧未得志。

屡次失败之后，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令狐野携带药铺尚未售出的药品，前往延安。自此，从创业走向革命，从“医人”走向“医国”。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令狐野衣锦还乡，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在延安结婚的妻子和四男一女的五个孩子。中共治下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成就了他。走的时候，他不过是个创业失败的二十来岁年轻人，回来时，他已年过半百，是人人敬仰的十三级干部。依照当时的干部行政级别，令狐野属于高干，在部队和地方，分别对应副师级和厅局级。令狐野没有选择回到洪阳村，而是住到了离洪阳村十多公里的常乐镇后村，盖起了效仿延安风格的窑洞。

无论是在延安时期，还是在中共建政之后，令狐野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

令计划和哥哥令政策，都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初，这也使得他们的名字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令政策曾在山西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公开向媒体透露，父亲令狐野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于是便从报纸上找了一些高频词汇，将五名子女依次命名为令方针、令政策、令路线（女）、令计划、令完成。同村的一位邻居称令狐野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给子女取名或可视作是一个在延安受过红色教育的革命者，对领袖和对新政府决策的认可和拥护。

其中，令政策为次子；令计划为老四，但他前面还有一个姐姐令路线，所以是三子。兄弟俩没有延续这个家族的行医传统，而是早早走上了仕途。

也正是在2007年，令氏俩兄弟同时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作为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四对兄弟一对兄妹”中的一对，一时传为佳话。令政策当时还向媒体夸耀，弟弟为党和国家事业尽心尽力、踏实工作，是名优秀干部，他们两兄弟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勤奋。勤奋，是接触过令计划的人，对他最直观的印象。在令计划的家乡，无论是他旧时的同学，还是与他共事过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提到了令计划年轻时的刻苦、勤奋。

身居高位之后，令计划仍对外保持着年轻时的“勤奋”形象。

令计划在中央办公厅时期的一名下属曾向《南华早报》披露，“令计划很少休息，通常一直工作到午夜，然后打半小时乒乓球。开始时，大家想：一整天的辛苦工作终于结束了，但打完球后，他又回办公室继续工作几小时。”

这种“勤奋”有时成了对下属的折磨，《文汇报》引述一位曾被借调到中办工作的公务员称，令计划工作不分昼夜，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到12点，然后早上五六点又来上班。“领导不休息，我们下属当然也没法休息，太折磨人了，那时候每天想的就是尽快结束借调。” 甚至生病也无法免于加班，因为“令主任”经常说：“生病不算什么，工作是最好的药。”

人前的“勤奋”，并不妨碍他在“人后”纵情声色，根据中纪委对令计划的审查报告，令计划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而据媒体公开报道，令计划的情人中包括有原中央电视台一位负责跑口中南海的时政新闻记者。早在2005年，该记者是令计划的情人之说便已在央视内部流传。

取悦领导是令计划的另一项“本事”。一位在平陆与令计划共事过的退休官员，面对《南华早报》采访时回忆：“令计划精明能干，讨人喜欢，十分清楚如何取悦领导，也总能满足领导的需求。”

在陕西运城当地流传着关于令计划的一个小故事：据称，中央领导讲话之前，令计划会亲自调试麦克风，将其调整至适合领导的角度。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确实见过令计划审核《人民日报》版样时，拿着工具尺亲自去量待刊发的中央领导人照片的尺寸大小，看照片角度正不正。

200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献花仪式时，曾有香港记者见到令计划在仪式开始前，亲自带领一名警卫绕人民英雄纪念碑仔细检查，确保安全。

　　困兽犹斗终落马

令计划所担任的中办主任一职历来被俗称为“大内总管”，虽然名义上只负责秘书后勤等工作，但因为服务的都是国家高层领导人，最接近中共权力核心，日后存在较大上升前景。 从中共1949年建政至今，共有11人担任过这一职务，另外10人分别为：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曾庆红、王刚、栗战书。11人中，有6人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4人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基于令计划前任们的仕途常规，加之令本人一直以来谨小慎微的处世风格，对于令计划未来的政治前景，外界一直怀有乐观估计。本来，如无意外，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令计划或将如他的9位前任一样，位列中央政治局名单。

然而意外发生了。令计划也因此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中办主任。 四面楚歌之中，昔日“大管家”犹作困兽之斗。遭遇了家庭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左迁至统战部之后，伴随着坊间日盛的失势传闻，令计划故作镇定。他一方面利用故旧、下属等，使用各种非法手段，继续了解窥探高层信息动态，以求待机一逞；另一方面，继续出席各种场合、会议。尽管败局已定，他却愈发卖力地表现自己，似乎心有不甘。

2014年5月8日，也就是令政策落马前40天。习近平视察中办，在座谈会上，习近平对中办工作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为第一条。习近平称：“对党绝对忠诚是中办的生命线，是做好中办工作的根本点。中办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厅，没有绝对忠诚是绝对不行的。”

在令计划落马之后，2015年3月31日，中纪委纪检组进驻中央办公厅。1年之后，驻中办纪检组调查处理103起违纪问题，处理或决定处理103人，其中，给予或拟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38人，给予或拟给予党纪重处分15人，移送司法机关的1人。其中，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原中办秘书局局长霍克于2015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据新华社报道，在 2016年6月7日令计划案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公诉机关宣读、出示了证人霍克的证言，证实令计划在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通过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霍克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材料，严重破坏了国家保密制度。

事实上，直至落马之前，令计划仍不时在媒体上露面。2013年8月12日，令计划出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八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席间，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邱维廉上台发言。邱维廉身受痛风困扰，拄着拐棍，见此情景，令计划主动将其搀扶到位，并亲自将话筒挪至邱维廉面前。

2013年9月，香港友好协进会访问团抵京，令计划在接待中再次给宾客留下深刻印象。他先是临时改变行程，亲自宴请超过30名访京团成员。席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华峰随口说一句“想吃肥猪肉”，令计划听见之后，二话不说即请厨师为每人烹制一盅东坡肉。宴后，令计划与宾客逐一握手、细语、拥抱，告别过程用足15分钟。随行的《文汇报》记者在报道中盛赞令计划“真诚友善、全无架子”。

就在落马前一周，令计划还在《求是》杂志刊登了题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的署名文章，这篇关于民族问题的4000字文章，是令计划的名字在公开媒体上最后的正面亮相。

在他的平陆老家，自令政策落马时起，兄弟二人的命运便成了村民们一天劳作之后的谈资。2015年3月，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和母亲王黎明相继离世。据媒体报道，令政策、令计划出事时，令狐野的意识已不太清醒，平时住在医院，由女儿和保姆轮流伺候。令狐野和妻子逝世时，曾经位高权重的两个儿子都在接受调查，无法陪伴身边。

令狐家的窑洞早已被填平，宅基地卖给了同村村民，原址上盖起了带院子的瓦房。令家出现危机之后，这个院子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他们在院子里拍照，似乎要寻找当年窑洞的面貌。

在令计划任中办主任的那些年，这个院子同样迎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令狐家的邻居贺刚称，以往他会经常碰到比如临近的三门峡、渭南、灵宝的官员，他们开着不错的车，向村民打听令计划之前住的房子。他们会围着这个院子转转，然后会打听一些令家在这里居住的往事。这些官员为何要到这里来，贺刚也说不清楚，“或许就是来看看风水吧。”

这些人说，“这个宅子要保护起来”。也有人说，“你们村出了令计划，不但是你们平陆的骄傲，也是三门峡的骄傲，同样也是灵宝、渭南的骄傲。”

洪阳村的令家祖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免不了风水先生们的参观学习，以及政府官员的不断祭扫。他们感叹，这墓地的风水是如此之好。

多年来，平陆仍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令计划进京之后与平陆人少有联系，也不曾为家乡发展带来任何贡献，但在其落马之前，平陆人依旧将他视为当地的骄傲。

据《南华早报》2012年9月报道，令计划主政中央办公厅之后只回过故乡一次，一名退休的县级官员表示，“大家始终都会欢迎他回家。”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指着一条当时正在建设的现代化高速公路说，“这条路原本是条泥路，几代以来都是如此，但今年（2012年）年末将建成公路。”他说，“这条路是为了令计划而建的。如果令计划成为政治局委员，想要荣归故里，大家都会欢迎他。”